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，是阿根廷足球第一次“稱霸世界”，照理來說，在自家封王的故事，理應是阿根廷人永恒的驕傲；但當時，阿根廷正逢軍政府高壓統(tǒng)治的高峰，在魏地拉將軍（Jorge Videla）的鐵腕之下，超過3萬名異議分子、無辜學生自此“人間蒸發(fā)”——因此，當年用白色恐怖灌溉的勝利，究竟算不算“榮耀”？整個社會在轉(zhuǎn)型正義的過程中，又該如何面對這座“冠軍”呢？
▌1976年軍事政變：當人們開始“備消失”
1976年3月24日清晨1點，軍方派出的直升機降落在了阿根廷的總統(tǒng)府“玫瑰宮”，一隊軍人押走了當時的總統(tǒng)伊莎貝爾?庇?。↖sabel Peron）。2個小時后，阿根廷全國的電視、廣播全數(shù)中斷，睡夢中的收音機只傳來一首又一首的軍歌進行曲。
直到破曉，訊號終于接通，廣播宣布：阿根廷已進入緊急狀態(tài)、全國戒嚴，所有政黨活動全面中止，管制期間的一切政事，全由“新任總統(tǒng)”——陸軍司令魏地拉將軍——領導的軍方委員會接管。
當時，阿根廷的社會“松了一口氣”，因為在前總統(tǒng)庇?。↗uan Peron）死去之后，庇隆當年的民粹從眾，因為意識形態(tài)徹底分裂，極左派的“蒙托內(nèi)羅斯”（Montoneros）與極右派的庇隆主義者，彼此在國內(nèi)捉對廝殺，各種政治謀殺、恐怖攻擊讓國家瀕臨崩潰，心神俱疲的社會，才寧可相信魏地拉將軍“替阿根廷結(jié)束腐敗和政治暴力”的宣誓。
在政變之前，魏地拉將軍就曾得到伊莎貝爾總統(tǒng)的平亂授權(quán)，在阿根廷東北部針對左翼分子發(fā)動“清鄉(xiāng)行動”；而在政變之后，掌權(quán)的軍政府也進一步以“國家重整進程”（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）為名義，發(fā)動全國大掃蕩，強勢鎮(zhèn)壓了政黨人士、學生運動、工會團體與左翼傾向的知識分子，甚至是猶太人或“不符合天主教義的敗德者”，超過3萬阿根廷人都在未經(jīng)審判、紀錄不明的情況下，“人間蒸發(fā)”。
一開始，軍方的強力掃蕩收到了一定功效，但將軍們很快地就發(fā)現(xiàn)“治理國家的困難”。
除了國內(nèi)經(jīng)濟的崩潰繼續(xù)，國際輿論對軍方政變的負評，也對阿根廷的外交與投資帶來壓力——因此由前朝爭取來的“1978年世界杯主辦權(quán)”，即成為了軍方重點關注的“國家門面工程”。
▌沖鋒前進！將軍們的昂貴世界杯
1978年的世界杯主辦權(quán)，早在1966年夏天就已決定。當時，在各國興趣缺缺、競爭對手又紛紛因故退出的當下，阿根廷才以“唯一申辦國”的身份，提前12年取得主辦資格。
然而拿下主辦權(quán)后，阿根廷的經(jīng)濟狀況卻一路向下，到了1970年代初期，國內(nèi)也不斷出現(xiàn)“放棄主辦”的聲音，像是阿根廷的《體育畫報》（El Grafico）主編潘澤里（Dante Panzeri）就曾高調(diào)質(zhì)疑：
“沒有那個屁股就別吃那種瀉藥……明眼人都知道，阿根廷沒有錢辦1978年世界杯……就算有，那也一定是從哪偷來的！”
但看準阿根廷對足球的狂熱執(zhí)念，軍政府不僅不敢承擔“棄辦大賽”的政治成本，魏地拉將軍反以“重振國家精神”的邏輯，安排海軍將領拉科斯特（Carlos Lacoste）全權(quán)主持“世足籌備委員會”（EAM）。
在76年政變過后，國際足總曾一度考慮取消阿根廷的主辦資格，或?qū)⒈荣愞D(zhuǎn)移到烏拉圭、巴西境內(nèi)進行；然而拉科斯特卻透過私交斡旋，拉攏時任FIFA主席阿維蘭熱（Jo?o Havelange）全力支持，更宣布軍政府“還要替世界杯加碼投資7億美金”。
在1976年的阿根廷，7億美金的天價承諾，不僅是原定預算的10倍，更超過阿根廷政府全年預算的10%——就算是4年后、從16強擴軍成24強的1982西班牙世界杯，52場比賽的總支出都還不及阿根廷78年大賽的30%——對阿根廷國財政的長期負擔，夸張程度也就不難想象。
“在這段期間，EAM為世界杯開出的慷慨支出，估計有3成以上都是軍方的‘貪腐成本’?！?/p>
曾深入調(diào)查的阿根廷資深記者佩格利尼（Mario Pergolini）表示?；I備球賽的過程中，EAM雖然重鋪了公路、開設了阿根廷境內(nèi)第一座彩色電視訊號發(fā)送中心；但同時也給好幾家大型球隊發(fā)下了可疑的球場修繕預算，計劃監(jiān)督人拉科斯特“莫名多出”近千萬美金的收入不說，包括布宜諾斯艾利斯與羅薩里奧等賽事都會區(qū)，軍方也強行都更，甚至在市區(qū)蓋起了“景觀長城”，用彩繪壁畫的高聳圍墻，遮蔽住城市天際線的“貧民區(qū)街景”。
▌教練梅諾蒂：白色恐怖的打手？華麗足球的騎士？
但要贏得世界杯冠軍的關鍵，仍是球隊的實力。與一般印象中不同的是，阿根廷當年正處于“黑暗時代”，相較于屢屢奪冠的巴西（與那親愛的烏鴉嘴球王貝利），或者是稱霸歐洲的荷蘭“全能足球”，阿根廷卻從60年代走上了暴力足球的路線，再加上國內(nèi)經(jīng)濟的持續(xù)走低，青年選手也開始向歐洲職業(yè)聯(lián)賽大規(guī)模的外流。
藍白軍團的低迷狀況，在1974年西德世界杯的全面崩潰，雖然阿根廷在第一輪分組賽中驚險晉級，但在第二輪分組首戰(zhàn)，卻慘遭“飛人”克魯伊夫（Johan Cruijff）壓陣的荷蘭隊以4-0的恥辱比數(shù)打爆，與世界頂尖之間過大的實力差距，大大重創(chuàng)了阿根廷的足球心靈。于是1974年慘敗的阿根廷國家隊，這才決定全面改革，并找來才出道4年的少帥“瘦子”梅諾蒂（César Menotti）接掌國家隊。
當時36歲的梅諾蒂，是60年代阿根廷本土聯(lián)賽、羅薩里奧中央隊的著名前鋒。在1969年掛靴退休之后，梅諾蒂曾一度退出足壇，甚至找到一份汽車業(yè)務的工作，但車沒賣出幾部，愛球成癡的他就常放著工作不管溜回球場“指導后進”，最后甚至因此受到“同城死敵”紐維爾老男孩隊（梅西的故鄉(xiāng)愛隊）的賞識，自此展開教練生涯。
足壇中的梅諾蒂，一直有著“足球哲學家”的稱號，這不完全是因為他的長發(fā)造型，或總是在教練席上瘋狂抽煙的波希米亞形象——在場內(nèi)，梅諾蒂對阿根廷足壇時盛的“功利足球”嗤之以鼻；在場外，踢球之余他喜歡看書，年輕時甚至加入共產(chǎn)黨，對于左翼思潮、政治自由主義更有所期待。
兩種特質(zhì)相互影響，讓梅諾蒂堅信：“足球即是文化，因此足球必須華麗。”
梅諾蒂認為，政治中的左右翼路線，在足球文化中也有著清晰的對照體現(xiàn)：功利派的足球就像是“保守右翼”，他們強調(diào)力量、對抗與效率；而華麗派的、梅諾蒂主張的、符合阿根廷文化傳統(tǒng)的足球則像是“自由左翼”，他們的足球在意的是速度、創(chuàng)意、節(jié)奏主動，“重要的是場面好看、精彩，因為觀眾期待，而足球即為人民所生！”
不過一個狂放不羈、一臉“左膠”模樣的主帥，明明與軍政府的政治意志對立，但為何將軍們竟會“放過”梅諾蒂，讓他續(xù)掌國家隊兵符？
一方面，是幾名骨干球員對教頭的真心力挺；二方面是軍方內(nèi)部也認為，“國家隊展現(xiàn)的娛樂性有助于凝聚民心、分散社會壓力”；三方面則是梅諾蒂的“帶兵計劃”極為嚴苛，這點剛好與軍人看重計劃、教范、規(guī)矩的風格不謀而合。
例如1976年夏天，在國家隊的王牌“斗牛士”肯佩斯（Mario Kempes）轉(zhuǎn)隊到西班牙聯(lián)賽踢球后，不滿的梅諾蒂竟以“防止優(yōu)秀球員外流”、“備戰(zhàn)世界杯”為由，說服阿根廷足協(xié)下達近乎獨裁、甚至有法律問題的“轉(zhuǎn)隊禁制令”——直到1978年世界杯結(jié)束之前，阿根廷境內(nèi)所有28歲以下的職業(yè)選手，都不能在“未經(jīng)梅諾蒂總教練允許”的情況下，離開阿根廷、前往境外踢球。
▌黑色的冠軍：紀念碑球場與海軍電機學校
梅諾蒂積極練兵的這段期間，阿根廷的軍政府也緊鑼密顧地加快“國族清洗”的速率。在世界杯前的這段期間，魏地拉將軍也以“反共開放”的名義，積極拉攏了依舊主掌美國外交大權(quán)的基辛格（Henry Kissinger），讓阿根廷被納入了美國“兀鷹行動”的支持范圍，各種非法逮捕、刑囚、處決與暗殺公民的行動——所謂的“骯臟戰(zhàn)爭”——自此展開。
在骯臟戰(zhàn)爭之下，政黨、勞團、工農(nóng)運動、學校、媒體記者，全都因“國家重整進程”而被軍政府肅清，軍方不需要理由或證據(jù)，也不需要法院允許，就能直接把人押走，那怕是一句話或一本書，都能讓你即刻“被消失”。
在1976-1983年間，軍政府在全國開設了數(shù)百多個集中營，除了陸?？哲娭?，憲兵、警察、地方警備隊、右翼民兵都有“授權(quán)”開設的秘密黑牢，地點包括軍事基地、公家宿舍、廢棄球場、甚至首都金融區(qū)的地下室…等；盡管切確冤獄與處決名單至今仍未全面公開，但總受害數(shù)字，據(jù)估計超過3萬人。
在黑牢中，最為惡名昭彰、逼供手法也最為殘酷的，即為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濱海，距離世界杯決賽場館、南美足球豪門河床隊主場“紀念碑球場”不到1公里的“海軍電機學?！保‥SMA）。
在骯臟戰(zhàn)爭中，超過5,000名男女政治犯，在ESMA遭到刑囚、性侵、凌遲與處決；直到軍政府垮臺為止，只有150人僥幸活著離開。
一開始，軍政府為了掩人耳目，還會秘密槍決、焚尸、亂葬受難者遺體；但隨著刑囚數(shù)量的快速擴張，軍方也決定采用“更有效率”的方法——在1977-78年間，每逢星期三清晨，軍方就會從ESMA里挑出幾十個名字，他們會被打上一針鎮(zhèn)靜劑，然后送上空軍的運輸機，接著在拉普拉他河口或大西洋外海，被高空拋下。
這就是惡名昭彰的“死亡航班”（Vuelos de la muerte），將近2,000人就這樣從空中被丟進海底而“失蹤”。
由于河床隊不僅是阿根廷最受歡迎的職業(yè)球隊之一，紀念碑球場也是阿根廷國家隊各種友誼賽與預選賽的“主場首選”，刑囚的哀嚎、悲鳴與皮肉痛打聲，據(jù)說也時常傳到街上。
因此，日后在阿根廷轉(zhuǎn)型正義的追討中，當初的球員、球迷與地方居民，究竟是對ESMA的存在毫不知情？還是故意對“被失蹤的故事”、“哀嚎的風聲”裝迷糊？爭辯之下的各種定調(diào)，至今仍是禁忌。
“我們什么都不知道?！?/p>
78年國家隊的王牌10號，肯佩斯（Mario Kempes）在30年后如此陳述，“直到世界杯結(jié)束前，國家隊都被鎖在訓練基地，關于那些‘被消失者’的事，我們是最后一個知情的?！?/p>
